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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称: 住宅空间孙立平提出“大混居、小聚居”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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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 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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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德班市巨大的居住空间贫富分异:富人区的高尔夫球场与贫民区拥挤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

  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都可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居住现象——居住空间分异。2016 年美国摄影师乔尼 米勒(Johnny Miller) 用无人机在南非拍摄的一组名为“不平等的场景”(Unequal Scenes) 的照片,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一堵低墙分隔开两个世界,一侧是富人区的高尔夫球场,另一侧是拥挤逼仄的贫民区棚屋。乔尼 米勒同时还拍摄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等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状况

  其实,这种现象不只在国外城市存在,随着中国诸多大城市多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随着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我国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趋势也日渐明显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过大,不仅影响城市的宜居性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还涉及空间公平性与社会和谐的大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城市社会问题

  居住空间分异指的是在一个城市中,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或者本地人口与迁移人口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从而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空间分异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层在城市空间格局上的反映和表征,体现为同质人群聚集居住、异质人群彼此隔离的状况

  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其实古已有之,并不是新鲜事。在我国古代,都城的方位布局及分区规划深受礼制思想和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居住空间格局

  周代时,城市便有了“内城”和“外城”的区分。“内城”是统治阶级居住和行政机构所在地,“外城”则居住着平民阶层。清代的北京城将皇城范围内的普通居民全部迁出,内城住旗人,外城则住汉民

  近代以来,北京城在居住格局上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民间说法,还有“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北城根儿(西北套),穷人多,草房破屋赛狗窝”的民谚,形象地反映了达官贵人和老百姓的居住分区状态

  老上海南市区的四牌楼、虹口区的市民村,因是下层人士聚居的棚户区,而被称为“下只角”,而徐汇区的衡山路、高安路一带则是上层人士聚集区域,而被称为“上只角”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居住空间分异及其伴随而来的社会隔离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School)就对美国城市出现的两极分化、居住隔离等社会现象进行了研究

  这个学派借用了生物界自然竞争的生态学规律来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及其变化,强调经济因素、土地价值对城市居住形态的影响。伯吉斯(E.W. Burgess)的“同心圆”模式,就是芝加哥学派最著名的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三大模型之一

  在这个模型中,中产阶级住宅区位于环境较好的郊区,而工人住宅区则位于环境更差的中心区与郊区的结合部位。这个模型清晰地概括了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城市的两极分化更严重,居住的空间分异趋势加剧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其中1代表商业中心区,2代表混合了商业及住宅用地的过渡地带,3代表工人住宅区,4代表中产阶级住宅区,5代表通勤带)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及社会分层的加剧,我国居住空间分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居民按收入、阶层不同,甚至户籍的属地差别,聚居在不同的地段和小区,形成了城市低收入和贫困人口聚居化以及外来新移民聚居化的现象

  2006 年4 月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城市“贫富分区”现象,对北京、上海、广州等20 个城市的2553 名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总体看来,41% 受访市民认为目前所在城市存在明显的“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划分;39%市民认为“区分界限不明显,但存在这样的趋势”。其中,武汉、重庆、大连市民对于所在城市有比较强烈的贫富分区感受,认为“贫富分区明显”者比例均超过了60%

  谌丽等学者基于5066份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分别对2005 年、2009 年和2013 年北京居住空间形态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北京城区和郊区的居住空间分异显著,并且对居民的通勤方式造成了重大影响

  郑艳玲等学者通过对长春市1995 年至2013 年间居住空间分异情况的调研分析,指出长春市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处于高度隔离状态

  钟奕纯和冯健以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状况,发现省外迁移人口与市内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明显,省内迁移人口与市内人口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居住隔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与城市发展相伴生的一种常态,是居民居住状况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鲜明体现。客观地看,城市居住空间适度的分异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却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经济学角度看,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能够充分实现市场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各个地块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同时,还有利于房地产开发的市场定位与客群定位,增强物业的保值和增值性

  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有助于适应和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多元需求,维护同一阶层成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合群性、共享性特征。而且,相近的生活背景和生活习惯会增加居民的认同感,减少矛盾纠纷,从而有助于形成和谐的社区关系

  适度的居住空间分异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度分化与隔离的居住空间格局,尤其是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社会距离急剧扩大,并引起居住空间强烈反差的社会现象,却可能隐藏着诸多负面的社会问题

  首先,居住空间隔离造成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因空间分隔而相互交流减少,隔膜加大。积极的群际交往对城市和谐和社会和谐有重要作用。1977 年国际建筑协会签署的《马丘比丘宪章》强调

  “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一点应作为不同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位置和设计的指针,而不要进行强制分区,这是与人类的尊严不相容的。”

  由居住空间隔离而产生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隔阂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抑制,会加剧城市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进一步讲,居住空间隔离使人们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收入状况通过一种固化的空间特征加以强化

  一方面是高收入阶层占有过量的有良好区位的、环境质量优越的、有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居住资源,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等数口之家居于斗室,或居住在环境、公共设施、交通等相对较差的区域

  这样的居住空间隔离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力刺激人们的神经,对低收入等的社会心理、自我认同产生负面效应,从而诱发他们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甚至仇视心理

  此外,居住空间隔离带来的各阶层之间相互交流的减少以及不合理的居住资源的占有,还会阻隔低收入阶层向上提升的机会,从而进一步积累贫困,使阶层分化固化,甚者恶化

  进言之,不同阶层的居住分异所造成的阶层隔离,还有可能孕育难以愈合的社会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会有所增加,因此,若不对其进行有效引导与控制,将有损空间正义,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居住空间隔离引发的社会问题,国外城市早有前车之鉴。例如,2005年10月底发生的法国“巴黎骚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分区所带来的日益滋生的社会对立和不满情绪。二战后美国针对城市中心贫民区的城市更新计划所导致的居住隔离负效应,同样对我国城市有一定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1949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住宅法》及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主要的社会目标是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以帮助消除城市贫民窟和重建残破衰败的区域。然而,这一体现公平原则的社会目标在具体的住房政策实施过程中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在市场机制的强大冲击和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下,低收入者往往聚居在基础设施缺乏、低教育水平、低就业率和高犯罪率的公屋小区,进一步加剧了城市日益严重的居住隔离和阶层分裂现象

  例如,日裔美国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 设计的普鲁伊特- 艾格居住区(Pruitt Igoe),作为美国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1974 年因其成为高犯罪率危险社区等原因而被美国圣路易斯市政府炸毁。该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低收入群体居住隔离所引发的巨大社会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之后,美国住房政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其目标不再是简单地消除贫民区而代之以公共住宅,而是调整为建立“高低收入者混合居住区”的模式,以消除贫富居住区截然分离的状况,促进社会融合。这是美国花了数十年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美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

  虽然我国城市目前的居住空间分异状况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城市不同,不存在大规模的郊区化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空间分异度还远未达到他们那样的严重程度,但绝不能忽视居住空间分异的发展趋势,以避免其对社会公平、和谐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为了防止出现严重的居住空间隔离,达成居住资源占有的整体公平性,从而抑制或者减轻居住空间分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规划作为空间资源配置的调控工具和公共政策,应当有计划地适度控制居住空间的分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通过构建适宜的居住空间发展模式,缩小不同阶层居住资源差距,改善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能在合理的空间配置环境下和谐相处。这是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方面

  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控制在国外城市早已受到广泛重视,政府主要采用两种基本途径

  其一,通过公共政策,避免住房市场过度的市场化。典型的做法是在比较昂贵的、普通中低收入人群支付不起的城市区位建设适量的经济型或保障型住房

  其二,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实现居住的混合,避免对和边缘群体的空间排斥

  在我国,为了应对居住空间过度分异的负面作用,学者们提出了不同阶层混合居住的模式与规划手段。孙立平提出“大混居、小聚居”的阶层融合模式,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不同阶层间的接触,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又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茹伊丽等学者通过调查杭州现有公租房与在建公租房项目的居住空间特征,提出在规划和建设公租房时应更多选择混居模式,即公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商品房等混合布局在同一小区,通过住房面积、户型等的多元化安排,为阶层融合提供物质实体空间

  我国有些城市也已尝试通过政策引导推行阶层混居的居住模式,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有可能住进同一个小区

  例如, 2012 年1 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发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住房保障规划》提出,坚持“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模式,集中建设与配建相结合,适度加强配建。鼓励和引导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各类群体住房的混合布局,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商品住宅用地原则上均需配建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不低于30%,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住宅用地配建比例还应适当提高

  除了摸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混合布局模式以外,还应当强调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保障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等非居住性公共资源的公平分布政策,以及保障城市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等公共物品的共享性政策,使城市的所有居民都能够相对公平地获得居住空间资源。为此,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基于城市公平理念,居住空间建设的“着力点”不是为富裕阶层等强势群体“锦上添花”,而应当首先为“雪中送炭”。在保障基本居住权实现的前提下,通过适度政策倾斜,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状况,缩小不同档次住宅区之间在公共服务设施和自然、环境景观等方面的差距

  第二,城市规划及相关部门应通过对市场的积极引导和合理控制,保证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等非居住性公共资源的公平分布,改善和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及公共设施配置的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聚居区的卫生健康设施、商业文化设施、交通和教育配套设施水平,实现区域性布局的合理优化

  第三,城市规划必须以市民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要防止富人阶层和权力阶层对城市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的排他性占有,避免住宅小区建设中出现谋少数人利益的“圈环境、圈资源”现象,即不能让城市中具有较高生态质量和景观质量的优质地段被高档住宅区或某些社会集团所独占

  城市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是公共物品,应当充分体现出其共享性的价值,而不应该借由金钱、权力强化其特权性。在具体的规划实践中,应将城市区域山水湖河岸线和景观标志地区规划为公共绿地和公共开敞空间

  如何通过城市住宅建设、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策抑制贫富分异,香港政府的经验值得借鉴。在香港,住宅类型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供有钱人居住的商品房,即私屋;另一部分是政府盖的公屋,供低收入阶层居住。同时,香港政府的有关法律规定,建设新城时,私屋的比例不允许超过40%。这就保证了新城中居住人群的异质化

  私屋与公屋并非穿插而建,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是不混居的,但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是穷人与富人共享的。香港政府希望借助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的共享,来加强不同收入阶层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避免因居住隔离而引发的人际隔离现象,尽可能减少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的负面影响

  ▲香港第五代公屋类型(2012年至目前)非标准设计大厦的代表:九龙观塘区平山的彩德邨

  ▲香港市民最喜欢的公共空间之一:容纳不同阶层并与毗邻社区有机融和的大埔大明里广场

  其实,这跟以前老北京的胡同居住文化有点类似。居住在一条胡同里的老北京往往贫与富毗邻而居,贫富差距很大,等级分明。但因为有了胡同这样的公共空间载体,人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很深隔膜。打个比方,一个拉洋车的,也可能和胡同里的有钱人搭上话

  总之,大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状况虽然不可避免,但通过以公平价值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和规划引导,通过增进各阶层的相互融合,居住空间分异的趋势是可以缓解的。毕竟,我们向往的理想家园是居住空间适度融合的和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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